九案侦办组（出书版） 九案侦办组（出书版） 第39节

朱会磊把整件事情说完，看到罗牧青面无表情地坐在对面。
“听明白了吧？”朱会磊问。
“嗯。”罗牧青点了一下头。
朱会磊看她发呆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他喝了口矿泉水，接着说：“李海遥大学毕业后，先在一家知名企业做工艺设计师，而后自立门户，成了独立创作人。他给自己起了‘乘风’这个网名，联系业务和发表作品时都用这个名字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‘乘风’。一次去乡间采风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名农妇和她生病的儿子孟渊，于是花钱使用她家的户口簿办了身份证，冒用了孟渊的身份。这样，‘李海遥’这个名字就离他越来越远了。后来，他遇到了你。后边的事，你比我清楚。”
罗牧青完全明白了。
他逃过了警方的追捕，却没有逃过她。如果她没有参加到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中，如果她没有把每次的破案消息都拿给他看，那么他可能还活在自己虚构的身份里。如果他不是真的深爱她，不是感到在她面前无地自容，那么他就不会选择重生。
他在用生命爱她，用尽所有的力气。虽然他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事实上，案发时十七岁的他，很有可能免于死刑。他没再选择苟且，没再选择虚伪，没再选择逃避。
爱能让人得到生的力量，也能让人获得死的勇气。如果有来生，李海遥要干干净净地与她相遇、相守。
她想象着在最后的日子里，李海遥是多么纠结、多么痛苦，用怎样的心情去关心她的喜怒，诚心诚意地帮她分担工作与生活中的小烦恼。
得到了爱情，却失去了生命。这世上最难画的就是圆。
罗牧青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。他们用六个月的时间，缔造了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关乎生死的爱情。
罗牧青觉得自己太过愚钝和自私，只顾着享受李海遥给予的爱和关心。如果早一些遇见，早一点儿相知，早一天领悟，或许可以同他一起去面对，不会让他孤单地离去。
朱会磊觉得自己没法儿劝她，只能一张一张地给她递纸巾，帮她弄个热毛巾。
“最后一个月，他都去哪儿了？”罗牧青哽咽着问。
“听说去了不少地方，把约定好的片子都拍摄制作好后，发给了签约公司，要求公司把当期的报酬打入了一个叫‘杨春丽’的账户。经过调查发现，他一直在资助杨春丽的两个孩子上小学，每年汇一万块钱，分两次，现在是第三年。”
生命的最后时光，李海遥还为她制作了一张唯美绝伦的世界风光片。
想到这里，罗牧青的眼泪又汹涌起来。
朱会磊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酸楚，嘴里恨恨地说：“真不知道你遇上的是个什么人。你别以为他是为你死的，他是害怕面对法律的制裁。”
说完，他愤怒地离开了罗牧青家，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了。
两个人从遇见到分离，可能时间很短，却如经历了万年的深情。
也许，他就是你心里缺少的那块拼图。只有他，才刚好可以填补内心的空白。
第十五章 未完待续
一、“灯下黑”
眼看着到了年底，各项工作蜂拥而至。而九起疑难案件还有三起没有取得突破，三个专案组的成员都急得团团转。
江南省安平县的小石灰厂八人被杀案现场提取的大批检材，最终还是没有做出有指向性的dna数据。
但是，案件的侦破工作必须要向前推进。否则，民警们刚刚热起来的心又会凉下去。
无奈之下，关鹤鸣决定召集足迹专家，对案件现场提取的十九枚清晰血足迹，再进行一次深入研究。
12月19日，关鹤鸣要求江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迅速组成足迹侦查组，组长由江南痕检专家孟春平担任，漠北的包呼查、山东的蒋澎湃任副组长，同时邀请全国二十名足迹鉴定技术人员参加进来，对案发后陆续提取的五千多枚足迹进行重新比对。
经过四天加班加点地工作，五千多枚足迹全部鉴定完毕，无一比中。
12月24日，得知这一结果，关鹤鸣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孟春平：
“据我所知，案发后的这些年里，一共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足迹采集行动：一次是在2006年1月至3月，一次是在2007年4月至6月。要发通知给所有参战民警，看有没有人因为各种原因，把足迹存在自己手里了。现在拿出来，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”
孟春平说：“好，我们马上发通知，要求采集民警和技术人员翻箱倒柜地查找清楚。”
有如神算一般。12月26日，孟春平从汇总来的五十多份补报足迹里，发现了一枚可疑足迹。
这枚足迹，采集于2007年4月6日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一直在城关派出所的档案室里存放着。这次有人翻当年的档案，才发现了这个装有二十多枚足迹样本的信封。
孟春平把图片发给了包呼查和蒋澎湃。他们也倾向于比中，但进一步结论，还要看到原图才可以。
收到这个消息，关鹤鸣立即调集包呼查和蒋澎湃两位专家赶到了安平。
关鹤鸣自己则带着九案侦办组同时出发。
嫌疑对象叫齐士贵。经过倒查，在吴楠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他的名字，并且从2005年1月至7月，两人通话二十三次。但是，和胡永发没有通话记录。他和石灰厂有生意往来，通话记录说明他与石灰厂的交易主要是通过吴楠进行的。案发在同年12月27日，为什么从7月开始就不通话了呢？
赵长征把齐士贵的照片给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辨认。
胡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，说：“这人常到石灰厂去，跟吴楠很熟。有一次带着吴小海到他家里跟他儿子玩，送回来的时候正好我在石灰厂。”
2006年2月，齐士贵也被警察叫去采集过足迹，在案件侦办档案中可以查到。6月，他家搬离了永乐镇，并且跟永乐镇的任何人都不来往。他的性情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变得沉默寡言，不愿与人争斗。
经孟春平、包呼查、蒋澎湃比对，齐士贵于2006年2月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并不吻合。
三位专家一致认为，这个足迹反映出来的是齐士贵当天穿了双不合适的鞋，鞋码比平常大。
2007年采集时，民警准备了与案发现场足迹一样的各种号码的样鞋。而齐士贵这一次的足迹，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上去，而是留在了派出所。这一次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具有惊人的相似点。
民警找到了齐士贵于2006年2月和2007年4月足迹采集时登记的信息。
2006年的表格，只填写了姓名，其余都是空白。
2007年的表格，填写的年龄为四十一岁，鞋号为四十二码。这明显与实际不符。当时，齐士贵是三十八岁，鞋号为四十码。
三位专家把可疑足迹和现场足迹进行了认真比对，12月27日，最终认定为同一足迹。
基于足迹鉴定的结论，关鹤鸣决定秘密提取齐士贵自然走路时的足迹，同时对他与石灰厂的关系展开调查。
12月28日，安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赵长征派民警把齐士贵带来，告诉他到公安局拿一份安全生产告知书。
上午10点，齐士贵跟着民警走进了公安局大院。他东张西望，手摸摸这儿，挠挠那儿，感觉浑身不自在。他走路略有些晃，左腿明显比右腿落地重一些。
办公楼门口的地上，撒好了薄薄的一层白灰。齐士贵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走路跛得更加厉害了。这与现场足迹吻合，左脚重，右脚略轻。现场的圆形印记，可能是他手里的杉木棒拄在地上留下的。
齐士贵往二楼走的时候，明显很不情愿。民警把准备好的告知书给他，签完字就让他回去了。
从公安局出来，齐士贵没有回家，而是到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保额为五十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，在电话里对妻子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要出大事了。”
经过调查发现，齐士贵家经营着一个小卖部，紧挨着吴楠父母家。经吴楠介绍，齐士贵常年为新星石灰厂提供石料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，在当年的多次排查中，是怎样漏掉的呢？
原来，齐士贵是一名爆破工，常有机会跟公安机关打交道。在大家眼里，他话很少，比较憨厚老实。2005年，他积极参加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巡逻队，成了维护治安的志愿者。
2007年4月，采集足迹时，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负责登记工作。就是这样一个熟人，巧妙地利用这层身份躲过了一次次排查，造成了公安机关的“灯下黑”。
案发十年了，嫌疑人随年龄的增长，足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。因此，足迹专家在鉴定时更加慎重。
经过一天的研究，专家最终认定：嫌疑人齐士贵的足迹，与2007年采集的足迹、案发现场提取的足迹相似度达到了同一认定标准。
根据齐士贵的一系列反常表现，为防止发生意外，正面接触刻不容缓。
就在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，河北省保定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件。关鹤鸣必须立即前往，组织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。
关鹤鸣和邱实一起赶往河北，朱会磊和罗牧青留在了安平。
“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很好，必须订定严密的审讯计划。”临走时，关鹤鸣不放心，再三嘱咐。
12月29日下午，齐士贵被带到公安局接受讯问。
这一次，他走进公安局的时候十分从容，不像上一次那样手足无措、慌张惊恐。显然，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面对这个长期从事爆破工作、杀人后隐匿于当地长达十年的犯罪嫌疑人，赵长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客观地说，赵长征的准备不够充分，对齐士贵的经历了解得并不透彻，手头的物证也仅仅是足迹。
而齐士贵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心理准备。12月28日到公安局采集足迹的时候，他的心理防线就已经构建起来了。
赵长征与齐士贵曾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接触，但赵长征对他肯定不了解，而他对赵长征肯定不陌生。这种有限熟悉的关系，便于齐士贵察言观色，减弱了赵长征的威慑力。
另外，由于齐士贵长期配合公安工作，有可能从侧面掌握了一些公安机关对此案的调查情况。或者说，他可能知道公安机关手里的物证不足，所以有恃无恐。
赵长征开门见山：“你是自己说，还是我们替你说？”
面对质问，齐士贵一言不发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“2005年12月27日晚上，你干什么了？”
“吃饭，睡觉。”齐士贵懒洋洋地说。
赵长征镇定自若地说：“好，你先摁个指纹。一会儿有人给你采血，做个dna鉴定。”
说完，他出了审讯室。以他多年的经验看，这个人他审不动。
一看见朱会磊，他就说：“这么审不行。他肯定对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有了解。咱们手里就有足迹，这肯定不能说，一说出来他心里就更有底了。怎么办？”
朱会磊立即打电话向关鹤鸣汇报。
关鹤鸣指示：安排测谎专家接触齐士贵。
二、心理角逐
测谎，并非只靠仪器。
能否准确掌控局面，形成可靠的结论，依靠的是测谎专家对案件及犯罪嫌疑人心理的把握。
时间紧迫，绝不能给齐士贵太多的时间喘息。
省里最好的测谎专家叫吕欣，四十多岁，沉稳老练，战斗力强。但由于时间关系，他没有十足的把握，需要有熟悉案情的人协助。
朱会磊显然是最好的人选。他既熟悉案情，又了解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情况，并且对齐士贵来说，他是个陌生人。
经过一夜的准备和演练，12月30日早上8点，吕欣和朱会磊坐在了齐士贵对面。
对付心理素质极好的人，必须严格掌握好“火候”。
面对两个完全陌生的警察和从未接触过的测谎仪，齐士贵的情绪有些紧张，但是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
“2005年12月27日，你在哪里？”朱会磊虽然年轻，但是参加过很多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，又在法医和dna领域颇有成就，所以他整个人精力充沛，气场很足。
齐士贵眼眉低垂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“你妻子沈莲红说，你去马路对面的小卖部睡觉了，但是28日早上，她带着孩子去找你，你没在小卖部。你去哪儿了？”
齐士贵默不作声。
从仪器上看，这个问题对他有所触动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。
吕欣和朱会磊对视了一下，达成了默契。
“你和吴楠认识吗？”朱会磊问。
“认识。”